七

　　“我该什么时候去诊所，拉维奇？”凯特·赫格斯特伦问。

　　“随便您。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行。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要紧。”

　　她站在他面前，苗条得像个小男孩一样，自信又漂亮，但不算太年轻了。

　　拉维奇两年前给她切了盲肠。那是他在巴黎做的第一个手术。她给他带来了好运。那之后他就一直有活干，没在警察那里遇到麻烦。某种意义上，她对于他来说就像个吉祥物一样。

　　“这次我很害怕，”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害怕。”

　　“您不用害怕。这都轻车熟路了。”

　　她走到窗边，往窗外望去。外面是兰开斯特酒店的院子。一棵高大的老栗树朝着湿漉漉的天空伸出自己古老的胳膊。“这场雨啊，”她说，“我从维也纳出发时在下雨。我在苏黎世一觉睡醒时在下雨。现在到了这里——”她把窗帘拉回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想，是我渐渐老了吧。”

　　“我们不老的时候总会这样想。”

　　“我本来不该这样的。两周以前我离了婚，原本应该高兴的。但是我很累。一切都在重复，拉维奇。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都不会重复。只有我们重复自己，这样而已。”

　　她露出笑容，在假壁炉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我回来了，真好，”她说，“维也纳成了一个兵营。没有希望了。德国人把那城市践踏了。奥地利人还跟他们一道。奥地利人也那样，拉维奇。过去我以为那是违背自然的，怎会有奥地利纳粹。但我竟见到了他们。”

　　“不算出奇。权力是世上传染力最强的疾病。”

　　“是啊，也是最容易让人变模样的。因此我离婚了。两年以前我嫁的那个迷人的懒汉突然间成了一个大吼大叫的冲锋队队长，让伯恩施坦老教授清洗马路，自己站在旁边笑。那是伯恩施坦啊，一年以前刚给他治好了一场肾炎。据他说是因为治病的酬金太高了，”凯特·赫格斯特伦撇了撇嘴唇，“酬金是我付的，又不是他。”

　　“您摆脱了他，值得高兴。”

　　“他为离婚要了二十五万先令。”

　　“便宜，”拉维奇说，“只要是用钱就能摆平的，都是便宜的。”

　　“他什么都没拿到，”凯特·赫格斯特伦扬起那张瘦削的脸，那张脸毫无瑕疵，就像一颗雕琢过的宝石，“我跟他说了，我是怎么看待他、他的党和他的元首的——还说，从此以后这些话我都会公开地说。他拿盖世太保和集中营来威胁我。我就嘲笑他，说我仍然是个美国人，是有使馆保护的。我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他不安全，谁让他跟我结婚了呢，”她笑了，“他没想到这些。打那之后他就不再找麻烦了。”

　　使馆，保护，保护伞，拉维奇想。这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伯恩施坦还可以出诊，这倒奇怪。”他说。

　　“他不能再出诊了。我第一次出血时，他偷偷给我做了检查。上帝保佑，我不能生下孩子。纳粹的孩子——”她颤抖了。

　　拉维奇站起来。“现在我得走了。下午韦贝尔会给您再检查一遍。只是走个形式。”

　　“我知道。即便这样——我这次很害怕。”

　　“凯特啊——又不是第一次了。比我两年前给您切盲肠那次还要简单，”拉维奇轻轻地握住她的肩膀，“您那次是我来巴黎后做的第一场手术。那就跟第一次恋爱有点像。我会小心的。再说您是我的吉祥物。您给我带来了好运，以后也会这样。”

　　“是啊。”她说着注视着他。

　　“好的。再会，凯特。我晚上八点过来接您。”

　　“再会，拉维奇。我现在去曼波彻店里买条晚礼服裙。我得摆脱这疲惫，还有身处蜘蛛网中的感觉。维也纳啊，”她带着苦涩的微笑说道，“梦之城啊——”

　　拉维奇坐电梯下楼，走过吧台，穿过大厅。几个美国人四散着坐在各处。大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大束红色的剑兰花。在漫射的灰暗光线中，它们的颜色就像陈年的血，直到他走近才看到，这些花是很新鲜的。只是外面的光线把它们照成了这样。

　　国际酒店三层一片忙乱。好几个房间的门开着，女佣和男仆跑来跑去，女店主在楼道里指挥着这一切。拉维奇走上楼梯。“怎么了？”他问。

　　女店主是个粗壮的女人，胸脯丰满，脑袋却特别小，一头短短的黑色鬈发。“西班牙人还是走了。”她说。

　　“这我知道。可您为什么这么晚还收拾房间？”

　　“我们明天早上要用这些房间。”

　　“新来一批德国流亡者？”

　　“不是，是西班牙来的。”

　　“西班牙的？”拉维奇问，他一时间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怎么，他们可是刚刚才走啊？”

　　老板娘用一双亮闪闪的黑色眼睛看着他，露出笑容。直接知晓什么内情，且带有赤裸裸的讽刺意味之时，才会有这种笑容。“另外那拨人回来了。”她说。

　　“什么另外那拨人？”

　　“当然是另一方那些。每次都这样。”她朝正在收拾房间的女佣喊了几句话。“我们这酒店开很久了，”喊完后她又说，多少有些骄傲，“客人们喜欢回我们这儿来。他们早就等着住进自己过去的房间了。”

　　“他们早就等着？”拉维奇惊讶地问，“谁早就等着呢？”

　　“另一方那些先生啊。他们大多已经在这儿住过一回了。当然了，其中好几个这段时间里已经遇难了。但是剩下那些先前在比亚里茨和圣让德吕兹等着，就等着我们的房间空出来。”

　　“您说这些人已经在这里住过一回了？”

　　“我说，拉维奇先生啊！”见他没一下子明白过来，店主很吃惊，“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独裁时他们可是来过啊。当时他们不得不流亡，在这里生活。后来西班牙成了共和制，他们就回去了，换了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过来。现在后面这批人回去，共和党人又过来。剩下来的那些共和党。”

　　“说得对。我还真没想到这些。”

　　店主朝其中一个房间里面望了望。退位国王阿方索的一张彩色印刷画挂在床上方。“把那个拿下来，让娜。”她叫道。

　　女佣把画像拿过来。“来这儿。把它放这里。”店主把画像靠在右边墙上，又往前走。下一间屋子里挂着一张佛朗哥将军的画像。“那儿那张也是。把它跟另外那张放一块。”

　　“这些西班牙人到底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画像带上？”拉维奇问。

　　“流亡者回去时很少把画像带上，”店主说，“画像在异国他乡是种安慰。人们回去后就用不到了。这画框在路上也太不方便了，玻璃又容易碎。画像基本上每次都留在酒店里。”

　　她把另外两张胖元帅的画像跟楼道里的那些放到一起，一张是阿方索的，一张小一些的是凯波·德·利亚诺的。“圣画像可以留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花里胡哨的圣母像后，她决定，“圣人是中立的。”

　　“不总是。”拉维奇说。

　　“困难年代，上帝总是受人垂青。我在这儿还见过有个无神论者祈祷呢，”老板娘很有精神地动了一下，把左乳房挪正位置，“水淹到您脖子时，您不是也祈祷过吗？”

　　“当然了。但我也不是无神论者。我只是不会轻信。”

　　酒店小厮上楼来了。他艰难地抱着一大堆画像顺着楼道走过来。“您想重新装饰吗？”拉维奇问。

　　“当然了。干酒店这行，我们必须得有不少技巧。这样才能让酒店真有个好名声。特别是跟咱们这儿这类客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可以跟您保证，这类客人在这些事情上非常难搞。要是有人在屋里看到他的死敌五颜六色的，甚至常常还镶了个金框，居高临下地对着他耀武扬威，我们总不能指望他喜欢这屋子吧。我说的对不？”

　　“一点不错。”

　　店主转向小厮。“把画放这边来，阿道夫。算了，还是靠在墙上好，在光照着的地方，挨一起，让人家看得到。”

　　那人嘟哝一声，弯下腰为这场展览做准备。“您这是往那里面挂什么呢？”拉维奇好奇地问，“驯鹿啊，风景啊，维苏威火山爆发之类吧。”

　　“只有在不够的情况下才挂这些。只要旧画还够用，我就把旧画放回去。”

　　“什么旧画？”

　　“过去的画像。就是那些先生接管了政权后留在这里的那些。在这儿呢。”

　　她指了指楼道左边的墙。这时小厮已经把新拿来的画在那里摆好了，摆了一排，正对着从房间里拿出来的那些。这里有两张马克思，三张列宁，其中一张有一半都糊在纸里，还有一张托洛茨基和几张较小的黑白印刷画，上面画着内格林和西班牙的其他共和党领袖。这些画上的人不太起眼，没有一个挂着一身的各色勋章、颜色光鲜亮丽，像对面右侧墙边的阿方索、普里莫和佛朗哥他们那贵气十足的一列那样。光线昏暗的楼道里，两列相对的世界观无言地盯着对方，而中间站着法国老板娘，一身的技巧、经验和诙谐讽刺的智慧。

　　“当时我把这些东西保存起来了，”她说，“就是先生们搬走的时候。如今政权都不会长久。您看，我说的没错吧——现在这些政权对我们还挺有好处的。干酒店业，就得目光长远。”

　　她指示人们这些画应该挂在哪里。托洛茨基给送回去了；她觉得这张太不保险了。拉维奇仔细打量了下列宁那张被纸糊了一半的印刷画。他把那张齐着列宁头高的纸撕开了一点——粘着的纸后面又显出了一个托洛茨基的脑袋，这脑袋正朝着列宁微笑。可能是一个斯大林的拥戴者把它糊上了。“看看，”拉维奇说，“这儿还藏着一个托洛茨基呢。还是过去那段友谊和兄弟情谊的美好岁月留下来的呢。”

　　老板娘拿起那张画。“这个可以扔掉了。这一点儿价值都没有。有一半不断地侮辱另一半，”她把画交给小厮，“把框留着，阿道夫。这是好橡木。”

　　“剩下那些您准备怎么办？”拉维奇问，“那些阿方索跟佛朗哥？”

　　“那些要拿到地下室里。谁知道呢，可能将来还能再派上一次用场。”

　　“您的地下室肯定精彩纷呈。简直是个临时性的陵园吧。您那里面还有别的吗？”

　　“哦，当然有啦！我们有俄国人物——几张比较朴素的列宁，框在硬纸框里，可以用来救个场，还有末代沙皇的画像。都是死在这里的俄国人留下的。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原版油画，放在很沉的金框里，是一个自杀的先生留下的。那里还有意大利人物。两张加里波的，三张国王像和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墨索里尼，这张墨索里尼稍微有些损坏了，是他还在苏黎世当社会主义者那时候的像。不过这件东西只是图个稀罕。谁都不会把它挂起来的。”

　　“也有德国人物吗？”

　　“还有几张马克思，这是最多的；一张拉萨尔；一张倍倍尔——还有一张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等好几个人的群像。上面的诺斯克用墨水给涂掉了。先生们告诉我，他成了一个纳粹。”

　　“没错。您可以把这张画跟信社会主义的墨索里尼挂一块儿。您没有德国另一派的人像吧？”

　　“有的！我们有一张兴登堡、一张威廉皇帝、一张俾斯麦——还有，”老板娘微微笑了，“甚至还有一张穿着雨衣的希特勒。我们这儿应有尽有。”

　　“什么？”拉维奇问，“希特勒？您怎么有希特勒呢？”

　　“是一个同性恋者拿来的。他是一九三四年罗姆和那边另外一些人被杀的时候过来的。他很害怕，总是祈祷。后来有个有钱的阿根廷人把他带走了。他名叫普西。您想看看那张画吗？就放在地下室里。”

　　“现在还不想看。我不想去地下室看，还是等到酒店所有房间里都挂满了这种画的时候再看吧。”

　　老板娘敏锐地看了他一眼。“这样啊，”随后她说，“您是说，到了那些人当了难民，跑这里来的时候。”

　　鲍里斯·莫罗索夫穿着他那身镶了金边的制服，站在山鲁佐德的门口，打开出租车门。拉维奇走出来。莫罗索夫微微笑了，“我以为你不想来呢？”

　　“确实不想。”

　　“我逼着他来的，鲍里斯，”凯特·赫格斯特伦拥抱了莫罗索夫，“上帝保佑，我又回到你们这儿来了。”

　　“您有一个俄国灵魂，卡提亚。天知道您为什么非得出生在波士顿。来吧，拉维奇，”鲍里斯·莫罗索夫把入口处的门推开，“人是决心上的巨人，行动上的弱者。我们的悲惨和耻辱源出于此。”

　　山鲁佐德布置得像一座高加索的帐篷。酒保是穿着红色切尔克斯服装的俄国人。乐队里都是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客人们坐在小桌子前，小桌子放在一张沿着墙摆放的软垫长椅前面。桌板是玻璃做的，底下亮着灯。屋子里光线很暗，坐满了人。

　　“您想喝什么，凯特？”拉维奇问。

　　“伏特加。让吉卜赛人奏乐吧。阅兵时演奏的《维也纳森林》我已经听够了。”她飞快地脱了鞋，把双脚放到软垫长椅上。“现在我不累了，拉维奇，”她说，“在巴黎待上几个小时，我就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仿佛是从一座集中营里跑出来的。您能想象这感觉吗？”

　　拉维奇看着她。“大概可以吧。”他说。

　　切尔克斯人送来一小瓶伏特加和杯子。拉维奇把酒倒上，其中一杯递给凯特·赫格斯特伦。她贪婪地一下喝干了酒，然后把杯子放回去。之后她环顾四周。“小屋子里全是飞蛾，”她说着笑了，“可到了夜里，这儿就成了避难和做梦的安乐窝。”

　　她仰回去。桌板下面柔和的光照亮了她的脸。“为什么，拉维奇？夜里，一切都有了颜色。什么好像都不那么难了，你觉得什么都能做到，实现不了的可以用梦来满足。为什么这样？”

　　他微微笑道：“我们做梦，是因为没有梦就无法忍受真实。”

　　乐队开始调音了。几个五度音和几声小提琴急奏翩然响起。“您不像是那种会用梦来欺骗自己的人。”凯特说。

　　“我们也可以用真实来欺骗自己。那是一个更危险的梦。”

　　乐队开始演奏了。一开始只有弦乐器。轻柔的钢琴音被包裹在乐音中，从朦胧中轻轻地拾起一段旋律，轻得几乎听不到，把它抛到空中，化作一个温柔的滑音，然后迟疑地把它转交给小提琴。

　　那个吉卜赛人慢慢地走过舞池，走到桌边来。他站在那里，笑意盈盈，肩上放着小提琴，瞪着一双急切的眼睛，心不在焉的脸上满是贪婪。要是没有小提琴，完全可以当他是个牲口贩子——有了小提琴，他就成了一个信使，传达草原、长夜、地平线和那一切永不现实的东西。

　　凯特·赫格斯特伦感觉，旋律就像四月的泉水一般流淌在自己的皮肤上。她的心中突然充满回音，可是没有人在呼喊她。种种消散的声音喃喃低语，模糊的回忆碎片翩跹无常，有时闪光如锦缎，但湍急如漩涡，可没有人在呼喊。没有人呼喊。

　　吉卜赛人躬了下身。拉维奇从桌子底下往他手里塞了一张钞票。凯特·赫格斯特伦在自己的角落里动了一下。“您可曾幸福过，拉维奇？”

　　“我常常是幸福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真正的幸福。那种让人喘不上气、失去了意识的幸福，全身心地感受幸福。”

　　拉维奇看着面前那张情绪激动的消瘦面孔，这张脸只知道快乐的一种含义，也是最游移不定的一种——爱情，其他的含义她都不懂。“我常常体验，凯特。”他说，但他指的是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他知道，那也不是幸福。

　　“您不想理解我，要么就是不想谈这些。现在是谁伴着乐队唱歌？”

　　“我不知道。我好久不来这里了。”

　　“从这儿看不到唱歌的女人。她没跟吉卜赛人在一起，肯定是坐在什么地方的一张桌子边。”

　　“那可能是个客串歌手。这里常常有这种人。”

　　“好特别的声音，”凯特·赫格斯特伦说，“又悲哀又叛逆。”

　　“悲哀又叛逆的是歌曲。”

　　“或者是我。您懂她唱的是什么吗？”

　　“Ja wass loubill——我爱过你。普希金的一首歌曲。”

　　“您懂俄语吗？”

　　“就懂莫罗索夫教过我的那些。大多是骂人话。俄语是一种很适合骂人的语言。”

　　“您不喜欢谈您自己的事吧？”

　　“我甚至不喜欢考虑我自己的事。”

　　一时间她只是坐着。“偶尔我想，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之后她说，“无忧无虑，充满期待——过去的这一切都不再了。”

　　拉维奇微笑。“永远不会过去，凯特。生活这东西太广大了，大得在我们停止呼吸以前都不会过去。”

　　她没有听他说的话。“我常常感到恐惧，”她说，“突如其来的恐惧，说不清道不明。就仿佛是我们从这里出去时，外面的世界可能会一下子崩塌。您也知道这种感觉吗？”

　　“知道，凯特。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欧洲病症。二十年以前就有了。”

　　她沉默了。“这可不是俄语歌了。”她说着，一边聆听着那音乐。

　　意大利语，再会，桑塔露琪亚。

　　“不是了。那是意大利语。Santa Lucia Luntana
　　。”

　　聚光灯从小提琴手身上移动到乐队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现在拉维奇看到唱歌的女人了。那是乔安·玛朵。她独自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撑着桌子，望着前方，仿佛沉浸在思考中，仿佛除她以外什么人都不在场。在白光中，她的脸一片苍白。脸上没有了他熟知的那种乏味模糊的神色。它突然间拥有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绝望的美丽，他记起来，自己曾有一刹那见过这副模样——那是夜里在她的房间——但当时他以为，那是醉后的一场温柔骗局，而且那神情马上就熄灭了，消失了。现在它又完全绽放出来，而且更甚于前。

　　“怎么了，拉维奇？”凯特·赫格斯特伦问。

　　他转过身。“没什么。我只是知道这首歌。一首那不勒斯的感伤小调。”

　　“有什么回忆吗？”

　　“没有。我没有回忆。”

　　他没想到自己的语气这么激动。凯特·赫格斯特伦看着他。“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知道您是怎么回事，拉维奇。”

　　他做了一个拒绝的动作。“也不比别人更复杂。如今世界上充满了身不由己的冒险家。每家难民酒店里都坐满了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是给大仲马和维克多·雨果写，每个故事都能成为传世经典；而现在呢，这个故事还没讲出口，别人就已经打起哈欠来了。再给您一杯伏特加，凯特。如今，明确安稳地生活，就是最大的冒险。”

　　乐队开始演奏一首蓝调歌曲。舞曲演奏得相当糟糕。几个客人努力地试图起舞。乔安·玛朵站起来，向出口走去。她走路的样子就仿佛这屋里空无一人。拉维奇突然想起来莫罗索夫是怎么评价她的。她紧挨着他的桌子走过去。他觉得她看到自己了；但她的目光马上就冷漠地从他身上掠过，她从屋里出去了。

　　“您认识这女人吗？”凯特·赫格斯特伦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问道。

　　“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