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安德烈·迪朗表现得着实愤慨。“没法再跟您合作了。”他说。

　　拉维奇耸耸肩。他从韦贝尔那里得知，迪朗为这场手术挣了一万法郎。如果他不事先说清楚自己的意愿，迪朗就会给他寄两百法郎。上次他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半小时就要做手术了。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拉维奇医生。”

　　“我也没想过。”拉维奇说。

　　“您知道，您始终大可信任我的慷慨。我不明白，您现在怎会这么爱谈生意。真是让我难受，在这个节骨眼上，病人知道他的生命在咱们手里，咱们却要谈钱的事。”

　　“我不难受。”拉维奇应道。

　　迪朗看了他一会儿。他那张满是皱纹、留着白色八字胡的脸上显出威严和愤怒的神色。他推了下金边眼镜。“那您想怎样？”他不情愿地说。

　　“两千法郎。”

　　“什么？”迪朗看上去仿佛被人打了一枪，而且仍然无法相信。“可笑。”他简短地说。

　　“很好，”拉维奇说，“您可以轻易再找个别人嘛。您去找比诺；他可出色了。”

　　他伸手去拿大衣。迪朗盯着他。他那张充满威严的脸似乎在忖度。“您等等，”拉维奇拿起帽子时，他说，“您不能就这样把我晾在这里啊！怎么昨天不跟我说呢？”

　　“昨天您去乡下了，我找不到您。”

　　“两千法郎！您可知，我都不敢去要这么多钱？病人是我的朋友，我只能要他点辛苦费。”

　　安德烈·迪朗的样子就像是童书里的慈悲上帝。他七十岁了，作为诊断医生还算凑合，但作为主刀医师就差劲了。他辉煌的业绩主要靠的是过去的助手比诺的工作，比诺两年以前终于能够独立开业了。从那之后，迪朗就用拉维奇给他做自己的复杂手术。拉维奇的刀口极小，做完手术后疤痕几乎看不出来。迪朗在品尝波尔多酒方面很有一套，在高档宴会上很受欢迎，他的病人大多是从那里来的。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他喃喃地说。

　　他一直是知道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比较大的手术前会在自己乡下的居所里住一两天。他想避免在手术前谈价格的事。手术后事情就容易了——到时候他可以让人寄希望于下回——而到了下回又是老样子。这回，让迪朗惊异的是，拉维奇不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而是比安排好的手术时间早了半个小时就来了，在病人麻醉前逮到了自己。这一来就没法把上了麻药当作理由来缩短商讨时间。

　　护士把脑袋伸到门里。“我们可以开始麻醉了吗，教授先生？”

　　迪朗看着她，然后很有人情味地看着拉维奇，充满恳求之意，拉维奇也看着他，目光很有人情味，但是坚定。“您怎么说，拉维奇医生？”迪朗问。

　　“您来决定，教授。”

　　“稍等片刻，护士。我们还没把流程完全讲清楚。”护士缩回去了。迪朗转向拉维奇。“怎样？”他谴责地问他。

　　拉维奇双手插进兜里。“您把手术改到明天——或者推迟一个小时，然后找比诺。”

　　二十年里，比诺几乎完成了迪朗的所有手术，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迪朗几乎把他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门路都切断了，他稍微独立一些都不行，迪朗一直让他当高级些的杂役。他恨迪朗，至少会跟他要五千法郎的手术费，拉维奇知道这些。迪朗也知道。

　　“拉维奇医生，”他说，“我们的职业不该蜕变成谈生意。”

　　“我也这样想。”

　　“您为何不让我小心谨慎地把事情处理好呢？您之前可一直很满意啊。”

　　“从来也没满意过。”拉维奇说。

　　“您从没跟我说过。”

　　“因为说了也没什么用。再说以前我不太关心这些。这回我关心了。我需要这钱。”

　　护士又进来了。“病人有些不安了，教授。”

　　迪朗盯着拉维奇。拉维奇也盯着他。他知道，从法国人那里把钱抢过来很是困难。比从犹太人那里要钱还难。犹太人看得到生意，法国人只看到要交出去的钱。

　　“稍等片刻，护士，”迪朗说，“您去测一下脉搏、血压和体温。”

　　“已经测过了。”

　　“那您开始打麻醉吧。”

　　护士走了。“那好吧，”迪朗下定决心，“我给您一千法郎。”

　　“是两千。”拉维奇纠正他。

　　迪朗不同意。他捋了捋自己白色的八字胡。“您听着，拉维奇，”他又亲切地说，“作为一个不能出诊的流亡者——”

　　“我也是不能在您这里做手术的。”拉维奇平静地说。他现在只等着对方老调重弹，说他获准待在这国家，必须要知道感激。

　　但迪朗没有那么说。他看出自己碰壁了，而且时间紧急。“两千，”他说得苦涩无比，仿佛那个词语就是一张从他嗓子里飘出来的钞票似的，“我得自掏腰包了。我以为您会记得我为您做过什么。”

　　他等待着。奇之怪哉，拉维奇想，吸血鬼都这么喜欢讲道德。这个扣眼里戴着荣誉军团玫瑰花勋章的老流氓指责我利用他，而不是为自己羞愧。而且他居然真的相信这些。

　　“好吧，两千法郎，”迪朗终于说，“两千法郎。”他重复道，就仿佛说的是故乡，天父，绿油油的芦笋，小山鹑，古老的圣埃米利永，都不再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那男人大腹便便，胳膊和腿很细。拉维奇恰好知道这是谁。他叫拉瓦尔，是一个官员，职权范围里包括移民事务。韦贝尔告诉过他这些，是当成一个别致的笑料讲的。拉瓦尔这个名字，国际酒店每个流亡者都知道。

　　拉维奇迅速切下第一刀。皮肤像一本书一样打开。他把皮肤夹好，看着黄澄澄的脂肪朝自己涌出来。“我们再来个额外赠送，给他减几磅的体重。他之后可以再把这些吃回来。”他对迪朗说。

　　迪朗没有回应。拉维奇把那层脂肪去掉，好达到肌肉那一层。看他就躺在这里，流亡者的这位小上帝，他想。这个男人手握千百人的命运，用的就是这只白皙的小手，它现在正毫无生气地搁在这里。这个男人，就是他把迈耶老教授驱逐出境，而迈耶已经无力再踏上苦路，在被逐的前一天直接吊死在国际酒店的衣柜里。吊死在衣柜里，因为别处哪儿都没有钩子。迈耶做到了；他饥饿，所以太过消瘦，用来挂衣服的钩子都能撑得住他。女佣早上发现的，也无非是一团衣服，里面夹杂着一点被扼杀的生命。如果这里这个大肚汉能有些怜悯之意，迈耶就还活在世上。“夹子，”他说，“棉球。”

　　他继续切。锋利刀刃多么精准。下刀准确，感觉得到。那肚子上有个窟窿。内脏如盘着的长虫。敞开着肚子躺在这里的这位，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人对迈耶有着人道上的同情，但也有某种东西，他称之为自己的民族责任。总有一把保护伞让他可以躲在后面；他有个上级，上级又有个上级；条条指令、指示、职责、命令——最后则是那个三头六臂的怪物，道德也好，必要情况也好，严峻的现实也好，责任也好，不管那被称做什么吧——总有一把保护伞撑在那里，让他避开人性这种简单的准则。

　　那是胆囊。腐烂病变。千百块罗西尼牛排、卡昂式牛肚、油封鸭和富含油脂的酱汁，再加上恶劣的脾气和几升好波尔多酒，一同把它弄成了这样。老迈耶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如果现在切坏一刀，切得太长，切得太深——会不会一周之内就有一个好一些的人坐进那间飘着档案和飞蛾那种陈腐气味的房间，许多瑟瑟发抖的流亡者在那里面等待着关乎自己生死的判决？一个好一些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更坏的。刺眼的灯光下手术台上这具失去了意识的六十岁躯体无疑认为自己慈善人道。他肯定是个和善的父亲、一个优秀的丈夫——但走进办公室那一刻，他就变成了一个暴君，藏在“我们确实无法……”和“如果……那将导致什么后果呢”这类的空话后面。法国不会亡的，即便迈耶仍然在一天吃一顿简陋的餐食，即便罗森塔尔寡妇仍然能够在国际酒店的一间用人房间里等着自己被害的儿子回来——即便身患肺病的面食商贩施塔尔曼没有因为非法穿越边境而坐了六个月的牢，之后被释放，只等着死亡在他于边境上被射杀之前降临。

　　好。切得很好。不太深，不太长。肠线。结节。胆囊。他把胆囊指给迪朗看。它在白色的灯光下油光闪亮。他把它扔到桶里。继续。法国这边为什么用雷维尔丹缝合法？手术钳可以拿出去了！一个年薪三万至四万法郎的普通公职人员温暖的肚子。他怎可以支付这一万法郎的手术费？剩下的钱是怎么挣来的？这个大肚汉也曾玩过弹珠。缝合得很好。一针又一针。两千法郎仍然写在迪朗的脸上，虽然看不到他的八字胡了。那写在他的眼睛里，每只眼一千法郎。爱情败坏人的品性。不然我会压榨这个退休医生、动摇他对剥削这一神圣世界秩序的信仰吗？明天他会一本正经地坐在这大肚汉的床前，笑纳人家对他工作的感激之词。小心，那里还有一个夹子！这大肚汉意味着乔安和我在昂蒂布度过一周。在时间的火山灰倾盆而落之时，享受一周的光明。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方蔚蓝天空。现在轮到腹壁的褶边。格外细致，为了那两千法郎。我应该顺便把一把剪刀缝进去，以纪念迈耶。嗡嗡作响的白光。为什么非要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呢？或许是因为报纸，或者收音机。骗子和懦夫喋喋不休。大堆大堆的词句让人无法集中。混乱的头脑。敞开大门迎接一切蛊惑人心的污言秽语。不再习惯咀嚼认知这块干硬的面包。头脑没有牙齿。都是蠢话。好了，这也缝完了。现在就剩下松松垮垮的皮肤了。过不了几周他就又可以把浑身发抖的流亡者驱逐出境了。或许没有胆囊他也能温和一些。如果他不死的话。这种东西要活到八十岁才死，受人敬重，自命不凡，荫及子孙。行啦。把他送一边去吧！

　　拉维奇从手上脱下手套，从脸上摘下口罩。那位高官在无声的车轮上飘然出了手术室。拉维奇目送着他。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拉瓦尔！他想。知道你那特别合法的胆囊将会给我这不合法的流亡者一笔厚赠，让我在里维埃拉那边度过异常不合法的几天！

　　他去洗手。迪朗在他身边洗手，洗得又慢又有条理。那是一双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的手。迪朗一边细致地磨蹭自己的手指，一边有节奏地慢慢蠕动自己的下颚，像磨磨盘一样，就仿佛在碾碎谷粒。他手上一停，嘴里也不再咀嚼了。手上一重新动起来，嘴里也同样再次开始咀嚼。他这回洗得特别慢特别久。他还想把那两千法郎多留几分钟，拉维奇想。

　　“您还等什么呢？”过了一会儿，迪朗问道。

　　“等您的支票。”

　　“病人付款后我会把钱寄给您的。那要等几周时间，等他出了院。”

　　迪朗把手擦干。随后他拿起一瓶奥赛古龙水，把香水搽在身上。“这点儿信任，您大概还是有的吧——嗯？”他问。

　　滑头，拉维奇想，还想稍微羞辱我一下呢。“您刚才可是说了，病人是您的一个朋友，只付您一点辛苦费。”

　　“对——”迪朗干巴巴地回应道。

　　“好了——辛苦费就是材料开销和付给护士的几法郎。这诊所是您的。假如您把这些加起来算作一百法郎——您可以把这一百法郎扣除，以后再给我。”

　　“辛苦费啊，拉维奇医生，”迪朗说着直起身子，“可惜比我之前想的多了不少。给您的两千法郎也算在里面了。因此我也得把这钱算到病人账上。”他闻了闻自己双手上的古龙水味。“您看啊——”

　　他微笑起来。黄色的牙齿跟雪白的胡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就仿佛有人在雪里撒尿了似的，拉维奇想。无论如何，他是会付钱的。韦贝尔会把度假的钱给我的。我不会再求这老山羊付钱，让他心里欢喜了。

　　“很好，”他说，“既然您这么为难，那就之后再寄给我吧。”

　　“我倒不为难。虽然您这要求突如其来，让我惊讶。这些只是因为有规定。”

　　“好吧，那就说是因为有规定吧；都是一样的。”

　　“绝对不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拉维奇说，“好了，恕我无礼告辞。我要去喝一杯了，再会。”

　　“再会。”迪朗惊讶地说。

　　凯特·赫格斯特伦微微笑着。“您为何不跟我一起去呢，拉维奇？”

　　她站在他面前，身材苗条，满怀信心，双腿修长，双手插在大衣的兜里。“菲耶索莱的连翘现在肯定已经开花了，就像依着花园的墙燃起一道黄色的火焰。还有一个壁炉，有书，有安宁。”

　　外面有辆卡车在铺石路面上隆隆驶过。诊所小接待室里的玻璃相框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框里都是夏特尔大教堂的照片。

　　“夜里的宁静。远离一切，”凯特·赫格斯特伦说，“您会不喜欢这些吗？”

　　“喜欢。但我可能受不了那些。”

　　“为什么受不了？”

　　“只有在自己心静的时候，宁静才是好的。”

　　“我心里不静呀。”

　　“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就基本上没差了。”

　　“您不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想要。”

　　凯特·赫格斯特伦慢慢地把大衣扣上。“什么意思呢，拉维奇？是幸福还是绝望？”

　　他不耐烦地露出笑容。“都有，可能是吧。两者都有，基本上从来都是这样吧。不该过多地考虑这些事。”

　　“那应该怎样呢？”

　　“应该高兴。”

　　她看着他。“那我们就不需要别的人了。”她说。

　　“要高兴的话，我们总是需要别的人。”

　　他不说话了。我在说什么啊，他想。临别赠语。临别时的尴尬局面，虽说温情，但还是传教的废话。“说的不是您有次讲过的那种小小的幸福，”他说，“那种幸福在哪里都能开花，就像烧毁的房子周围开出紫罗兰一样。要是无所期待，就不会失望——这种起点就很好。随后无论遇到什么，都是点滴的幸福。”

　　“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凯特·赫格斯特伦说，“只有当我们躺在床上谨慎思忖时，才是你说的这样。只要我们可以到处走动，就不会再是这样了。到时候这一点幸福就又失落了。我们总想要的更多。”

　　一道斜斜的光线从窗那边直射到她脸上，让她的眼睛落入阴影之中；只有她的嘴充满孤独的生机。

　　“您在佛罗伦萨有医生吗？”拉维奇问。

　　“没有。我需要医生吗？”

　　“还是可能会再出小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要是知道您在那边也有个医生，我会安心一些。”

　　“我感觉很好。而且，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以回来嘛。”

　　“当然了。只是稍微小心一些。佛罗伦萨有个好大夫：费欧拉教授。您想记一下吗？费欧拉。”

　　“我会忘了的。这也不重要啊，拉维奇。”

　　“我把这名字写下来。他会照料您的。”

　　“可这是为什么啊？我没问题的。”

　　“职业性的谨慎，凯特。没别的意思。我会给他写信的，让他给您打电话。”

　　“我没意见，”她拿起手袋，“再会了，拉维奇。我走了。或许我很快就从佛罗伦萨去戛纳，再从那里乘坐‘萨瓦伯爵号’回纽约。如果您哪天到了美国，会发现一个住在乡间别墅里的女人，有丈夫孩子，有马有狗。您过去认识的那个凯特·赫格斯特伦，我就留在这里了。她在山鲁佐德有一座小小的墓。您去那里的时候，偶尔也向它敬上一杯吧。”

　　“好。用伏特加。”

　　“是啊。用伏特加。”房间里的一片朦胧中，她犹犹豫豫地站着。那一道光此时落在她身后的一张夏特尔大教堂照片上。那是放着十字架的主祭坛。“奇怪，”她说，“我本来应该高兴的。可我不高兴——”

　　“每次道别都是这样的，凯特。甚至跟绝望作别也是如此。”

　　她踌躇着站在他面前，充满了柔和的生命力，决绝又有些悲哀。“道别之时，最简单的就是离去，”拉维奇说，“来吧，我送您出去。”

　　“好。”

　　空气温润潮湿。天空悬在屋顶之间，如灼红的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凯特。”

　　“不用。我要走到街角。到了那里我会找一辆的。这简直是我第一次重新来到外面。”

　　“如何？”

　　“像喝葡萄酒。”

　　“真的不用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吗？”

　　“不用。我想走着。”

　　她朝湿漉漉的街道望去，然后笑了。“不知哪个角落里仍然有一丝恐惧。这也是应该的吗？”

　　“是啊。这也是应该的。”

　　“再会，拉维奇。”

　　“再会，凯特。”

　　她站在那里又待了一秒钟，仿佛想说些什么。随后她走下台阶，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身影苗条，仍然是矫健的，沿着街道走了，走进紫罗兰色的傍晚，走向自己的死亡。她再没有回头。

　　拉维奇回去了。路过凯特·赫格斯特伦住过的房间时，他听到了音乐声。他惊讶地站定。他知道，那里面还没住新的病人。

　　一张法语唱片。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看到护士跪在一台留声机前。她听到拉维奇的声音时吓得跳了起来。留声机在放一张老唱片：《最后的华尔兹》
　　。

　　姑娘把衣服捋平整。“赫格斯特伦小姐把这留声机送给我了，”她说，“这是美国的机器。在这里买不到的。全巴黎都买不到。在这儿独一无二。我已经很快地试过一回了。可以自动放五张唱片。”

　　她骄傲得满脸通红。“至少值三千法郎。再加上所有的唱片。有五十六张呢。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收音机。可真叫幸福啊。”

　　幸福，拉维奇想，又来了。在这里它就是一台留声机。他站定，倾听。小提琴就像一只鸽子，飞翔在管弦乐队之上，哀哀切切。这种感伤小曲有时比肖邦的所有夜曲都更能抓住人心。拉维奇环顾四周。床已经收拾好了，床垫也立起来了。衣物摞成一堆，放在门旁。窗户都开着。暮色讽刺地盯着屋里。一缕逐渐散去的香水味和一曲沙龙华尔兹几个接近尾声的和弦，这就是凯特·赫格斯特伦留下的东西了。

　　“我没法一下子全带走，”护士说，“太沉了。我要先把机器搬走，然后再分两次把唱片拿走。或许要三次。真是太棒了。都可以用这些开一个咖啡馆了。”

　　“好主意，”拉维奇说，“小心点，别把东西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