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拉维奇从火车站走来。他又累又脏。他刚在一列燥热的火车上待了十三个小时，车上都是满身大蒜味的人、带着狗的猎手、怀里抱着鸡笼鸽笼的妇女。之前有三个月待在边境上——

　　暮色中有什么在闪光。他抬头去看。有什么在闪光，仿佛圆点广场周围都是镜子拼出来的棱锥，彼此间投掷着五月最后一点灰暗的光。

　　他站定脚步，定睛往那边望去。确实是镜子拼出来的棱锥。它们立在郁金香花坛后，到处都是，全都一模一样，仿佛幽灵鬼怪。“这是什么啊？”他问自己身边的园丁，那人正在把一坛翻出来的泥土弄平整。

　　“镜子啊。”园丁眼都不抬地说。

　　“看出来了。我上回来这里时，这些还不在呢。”

　　“好久没来这里了吧？”

　　“有三个月了。”

　　“啊，三个月了！这儿这些是前两周弄的。给英国国王弄的。他要来访问。这一来他就能在里面照照自己的脸。”

　　“骇人听闻。”

　　“可不是嘛。”园丁说，也不惊讶。

　　拉维奇走开了。三个月——三年——三天——时间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现在栗树开花了——而当时它们还连片叶子都没有，德国已经再次撕毁了自己的协议，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大厦前，流亡者约瑟夫·布鲁门塔尔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中朝自己开了一枪，他化名君特在贝尔福挺过的一场肺炎，还剩了些残余在胸中某个地方隐隐作痛，而现在他又回到这里了，在这一个绵软如女人酥胸的夜晚——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惊讶。你接受这些，就像接受很多东西时那样，有一种认了命的镇定自若，这份镇定是无助中唯一的武器。无论何处的天空都是一样的，永远是一样的，俯视着谋杀啊憎恨啊牺牲啊爱啊——树木何知，年年又开新花，青李子般的暮光变幻了颜色，来了又去，对那些护照啊背叛啊绝望啊希望啊无动于衷。回到巴黎了，真好。走着，慢慢地走着，在银灰色的灯下沿着这街道走着，什么都不想，真好；拥有这样一个时刻，真好，此刻仍然可以推迟一切，可以轻柔地沉浸在一团模糊之中，身处于一道边界上，至为遥远的悲哀和至为细腻的幸福——仅仅因为还活着就一次次感到的幸福——如天地般交融在这里——那是初来乍到的时刻，刀子和飞矢仍未再次伤到你身上——这生物的奇特感觉，这气息，传至远方，又从远方过来，轻轻吹拂，仍感觉不到，沿着心灵的街道，路过事实那一团团幽暗的火，路过过往之事那一桩桩钉着钉子的十字架，路过将来之事那一个个锐利如刺针的铁钩，享受一拍的休止，动荡中的沉默，片刻的停顿，最为坦率又最为封闭的生命，世间一须臾中，一拍温柔的永恒——

　　莫罗索夫坐在国际酒店的棕榈间中。他面前放着一大瓶葡萄酒。“你好啊，鲍里斯老家伙，”拉维奇说，“看来我回来的时刻正好。那是武弗雷酒吗？”

　　“一如既往。这回是三四年产的。稍微甜一点，味道更醇。你回来了，好啊。三个月了，是不？”

　　“是啊。比往常长一些。”

　　莫罗索夫摇了摇一个旧式的桌上摇铃。铃声就像是乡村教堂里辅祭拿的铃。地下墓穴里只有电灯，没有电铃。不值得安电铃，流亡者基本上不敢按铃。“你现在叫什么？”莫罗索夫问。

　　“还是叫拉维奇。我在警察那里没用这个名字。当时叫沃采克、纽伊曼、君特。也是一种任性吧。我不想放弃拉维奇这个名字。我喜欢用这个名字。”

　　“他们没查出来你住在这里，是吧？”

　　“当然没有。”

　　“明白了。不然他们肯定来搞过大搜捕了。那你就可以回来住了。你的房间空着。”

　　“老太太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没人知道。我说你去鲁昂了。你的东西在我那间小屋里。”

　　女侍拿着托盘过来了。“克拉丽斯，给拉维奇先生拿个杯子。”莫罗索夫说。

　　“啊呀，拉维奇先生！”姑娘惊得露出了牙齿，“您又回来了？您有半年多不在了吧，先生？”

　　“是三个月，克拉丽斯。”

　　“不可能。我以为都有半年了。”

　　她拖着脚走开了。随后，地下墓穴那个油腻腻的服务员马上手里拿着一个葡萄酒杯过来了。他没有用托盘；他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可以随意一些。莫罗索夫看着他的脸，看他想说什么，然后率先开口：“好了，让，你快说，拉维奇先生走了多久。你知道个确切吗？”

　　“莫罗索夫先生啊！我当然一清二楚了！连日子都记得。刚好是——”让故意停了一下，露出笑容，说道，“刚好是四周半时间。”

　　“没错。”拉维奇说，不等莫罗索夫回答。

　　“自然了。我从没弄错过。”让走开了。

　　“我不想让他失望，鲍里斯。”

　　“我也不想。我只是想给你证明一下，时间成了过往之后，是多么衰弱不堪。它给你抚慰，让你惊慌，也让你不再在乎。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我跟新布拉申科近卫兵团的比尔斯基中尉失去了联系。我们曾经是朋友。他去了北方，穿过芬兰。我则一路走过满洲里和日本。八年之后，我们在这里重逢之时，我以为自己上次见他是一九一九年在哈尔滨，他以为一九二一年在赫尔辛基见过我。差了两年——还差了几千公里。”莫罗索夫拿起瓶子，往杯子里倒酒。“你看，无论如何，这儿的人还是认出你来了。这就已经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了，是不？”

　　拉维奇喝了酒。酒水度数很低，喝着凉凉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次离德国边境很近了，”他说，“非常近，那是在南边的巴塞尔。一条街的一侧是瑞士的，另一侧是德国的。我站在瑞士那一侧吃着樱桃，樱桃核都能吐到德国去。”

　　“那也给你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没有。家乡还从没那么遥远生疏过。”

　　莫罗索夫咧开嘴笑了。“可以理解。路上怎么样啊？”

　　“跟往常一样。而且越来越困难了，就这样。他们把边境守得更严了。一会儿把我抓到瑞士去，一会儿又抓到法国去。”

　　“你怎么一直没个音信呢？”

　　“我不知道这里的警方管到什么地步了。他们有时候突然很有劲头嘛。最好还是别让别人遇到危险。毕竟我们的辩词都不算特别出彩啊。战时的老规矩了：静静卧着，别让人看到。你还指望我不这样做吗？”

　　“我是没有。”

　　拉维奇看着他。“书信，”过了一会儿后他说，“书信是什么？书信从来就没用。”

　　“是啊。”

　　拉维奇从兜里掏出一盒烟。“奇怪，人一离开，就一切都变了。”

　　“别糊弄人了。”莫罗索夫说。

　　“我没糊弄人。”

　　“一直不回来倒也好，一回来就不一样了。一回来就重新开始了。”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

　　“你说话可难懂得很啊。你这么看也好。咱们要不要下局棋啊？教授死了。他过去是我唯一一个好对手。莱维去巴西了。他得了个酒保工作。如今这生活变得可真他妈快。我们什么都不该适应。”

　　“是不应该。”

　　莫罗索夫认真地看着拉维奇。“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不过我们不能离开这个霉臭的棕榈坟墓？我有三个月不在这里；尽管如此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臭——一股厨房、灰尘和恐惧的气味。你要什么时候走？”

　　“今天压根不用去。今晚休息。”

　　“也是，”拉维奇很快地笑了一下，“高雅之夜，旧时俄国和大杯烈酒之夜。”

　　“你想跟我去吗？”

　　“不。今天就算了。我累了。有好几晚都没怎么睡。至少睡得不安稳。我们再出去待一个钟头，找个地方坐会儿吧。好久没这样了。”

　　“武弗雷酒吗？”莫罗索夫问。他们坐在科丽茜咖啡馆前。“为什么要那个？夜还长呢，朋友。现在是喝伏特加的时间。”

　　“是啊。但我还是要武弗雷酒。我喝这个就足够了。”

　　“怎么啦？不想至少来杯特优干邑白兰地吗？”

　　拉维奇摇了摇头。“在一个地方初来乍到，第一晚应该喝个烂醉，”莫罗索夫说，“清醒地盯着过往的幻影那些悲伤的面孔，这是没有必要的英雄主义。”

　　“我没盯着那些。我是在小心谨慎地庆幸自己活在世间。”

　　拉维奇看出来，莫罗索夫并不相信他。他没有试图说服他。他静静地坐在靠街的第一排里一张桌子旁，喝着葡萄酒，望着傍晚熙熙攘攘的行人。只要他不在巴黎，一切就都清楚明晰地显现于他心中。现在这一切却昏暗无力，色彩驳杂，令人惬意地从眼前掠过，不过这就像是人太过迅速地下山时那样，下面山谷里的声音只能听个大概，好像透过一层棉花。

　　“你回酒店前去过什么地方吗？”

　　“没有。”

　　“韦贝尔问起过你几次。”

　　“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你这样我不喜欢。讲讲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日内瓦的边境被看管得太好了。我最开始在那儿试过，后来去了巴塞尔。也很难。最后还是过去了。染上了感冒。夜里睡在荒野上，又是雨又是雪。也没办法。后来成了肺炎。贝尔福的一个医生把我送进了医院。偷偷带了进去，又偷偷带了出来，还让我在他家待了十天。得把钱给他寄回去。”

　　“你现在没事了吗？”

　　“没什么事了。”

　　“所以你才不喝烈酒？”

　　拉维奇微笑。“我们干吗兜圈子啊？我有些累了，想先适应适应。这是真的。多奇怪啊，人在路上时想得那么多，到了之后又想得那么少。”

　　莫罗索夫挥手表示拒绝。“拉维奇，”他用父亲般的口吻说道，“你在跟你的鲍里斯·莫罗索夫老爹说话，这是识人心的行家。别绕弯子了，直接问吧，问完我们就能让事过去了。”

　　“很好。乔安在哪里？”

　　“我不知道。几周以来我没有她的消息了。也没再见过她。”

　　“之前呢？”

　　“之前她总是问起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问了。”

　　“她不在山鲁佐德了吗？”

　　“不在了。她大约五周以前不干了。后来她又去了两三次。再后来就不来了。”

　　“她不在巴黎了吗？”

　　“我想不在了。至少看上去是那样。不然我就还能偶尔在山鲁佐德见到她的吧？”

　　“你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我想是跟电影有关吧。至少她跟看衣帽间的那个女的是那么说的。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他妈随便找个托词。”

　　“托词？”

　　“是啊，托词，”莫罗索夫愤怒地说，“不然呢，拉维奇？你还期望是别的吗？”

　　“是啊。”

　　莫罗索夫不说话了。“期望和了解是两回事。”拉维奇说。

　　“只有天杀的浪漫派才这么想。喝点儿正经的——别喝那柠檬汁。来杯像样的苹果白兰地……”

　　“先不要苹果白兰地。来干邑白兰地吧，省得你老不放心。不然苹果白兰地也行。”

　　“总算啊。”莫罗索夫说。

　　窗。屋顶的蓝色剪影。褪色的红沙发。床。拉维奇知道，自己一定得熬过去。他坐在沙发上抽烟。莫罗索夫把他的东西拿过来了，还告诉拉维奇，要是想找他，可以到哪里去。

　　他把那套旧衣服扔了。他洗了澡，在热水中洗了很久，打了很多肥皂。他把这三个月冲掉了，从他的皮肤上拭去了。他换上了干净的内衣和另一身衣服，又刮了胡子；要不是太晚了，他倒真愿意去家土耳其浴场。他把这些都做完了，其间感觉很好。他还想再多做一些，因为，他坐在窗边的此刻，空虚突然从各个角落向他匍匐而来。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苹果白兰地。他的东西里还有一瓶苹果白兰地，里面剩了一点。他记起那一夜，他和乔安一起喝这酒，但回忆也没什么感觉了。时间太久了。他只是注意到，这是很好的陈年苹果白兰地。

　　月亮慢慢地升到屋顶上。对面肮脏的院子成了一座阴影和白银建造的宫殿。用上一点点幻想，什么都能从污秽变成白银。一股花香从窗外飘进来。石竹刺鼻的气味弥散在夜里。拉维奇靠在阳台护墙上，看着下面。楼下的窗台上放了个木头盒子，里面种着花。那是流亡者威森霍夫的——如果住那地方的还是他的话。拉维奇给他洗过一次胃。那是一年以前的圣诞节。

　　酒瓶空了。他把瓶子扔到床上。它像个黑色的胚胎般待在那里。他站起来。干吗要盯着床看？要是没有女人，就得去给自己找一个。这在巴黎很简单。

　　他穿过狭窄的街巷，往星辰广场那边走。夜间城市那温暖的生活从香榭丽舍大街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他往回走，走得飞快，然后越来越慢，一直走到米兰酒店。

　　“你好吗？”他问门房。

　　“啊，是先生您！”门房站起来，“先生好久不来了。”

　　“是啊，有段时间了。我之前不在巴黎。”

　　门房用一双机灵的小眼睛打量他。“太太不在这里了。”

　　“我知道。已经走了好久了。”

　　这门房是个好门房。别人不问，他就知道别人想从他那里知道什么。“到现在有四周了，”他说，“四周以前她搬出去了。”

　　拉维奇从盒子里抽出一支烟。“太太不在巴黎了吗？”门房问。

　　“她在戛纳。”

　　“戛纳！”门房用一只大手抹了下脸，“您都不会相信，先生，十八年前我在尼斯的鲁尔酒店当门房，不相信吧？”

　　“我相信。”

　　“时代啊！那小费！战后那段美好的时光啊！如今——”

　　拉维奇是个好客人。他懂这些酒店员工，不用他们把话说得太明白就懂。他掏出一张五法郎的钞票放在桌上。

　　“谢谢您，先生。再祝您喜乐开心！您看上去更年轻了，先生！”

　　“我感觉也是。晚安！”

　　拉维奇站在街上。为什么要去酒店呢？现在就差去山鲁佐德喝个烂醉了。

　　他凝望天空，天穹上满是星辰。事已至此，他本应高兴的。他省下了好多没必要的争执。他早知道会这样，乔安也知道。至少到了最后是知道的。她做出了唯一一种正确的选择。没有解释。解释是不体面的。感情中没有解释。只有行动。上帝保佑，这回不用把道德当润滑油涂抹。上帝保佑，乔安不懂道德的事。她只是行动了。完毕了。结束了。没有拉拉扯扯。他也行动过了。那他现在为什么还站在这里？肯定是空气的缘故，这五月和巴黎之夜织就的轻柔锦裳。自然也是夜晚的缘故。人在夜里总是跟白天不同。

　　他回到酒店。“请问，我能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先生。不过我们没有电话间。只有这里这台电话机。”

　　“那就够了。”

　　拉维奇看了看手表。韦贝尔可能在诊所。这是最后一轮夜间查房的时间。“韦贝尔医生在吗？”他问护士。他没听过这个声音。她肯定是新来的。

　　“韦贝尔医生没法接电话。”

　　“他不在吗？”

　　“在的。但他现在没法接电话。”

　　“您听着，”拉维奇说，“您去告诉他，这是拉维奇打来的电话。您马上去。这很重要。我不挂电话等着。”

　　“好吧，”护士犹豫地说，“我会去问他，但他不会来的。”

　　“我们再看。问了便知。是拉维奇。”

　　片刻后韦贝尔来接电话了。“拉维奇！您在哪里啊？”

　　“巴黎。今天到的。您大概还要做手术？”

　　“是啊。二十分钟后有一场。急性盲肠炎。我们过会儿见见？”

　　“我可以去您那边。”

　　“太好了。什么时候？”

　　“马上。”

　　“好的。那我等着您。”

　　“这儿有好酒，”韦贝尔说，“这是报纸和医学杂志。您自便。”

　　“来杯烈酒吧。再来件手术罩衫和一副手套。”

　　韦贝尔看着拉维奇。“就是个简单的盲肠手术。不值得您去做。我跟护士就可以很快做完了。您肯定也够累的了。”

　　“韦贝尔，您帮我个忙，让我做这手术吧。我不累，没一点问题。”

　　韦贝尔笑了。“您心急火燎地要回来开工啊。很好，如您所愿。我其实很理解。”

　　拉维奇洗了手，穿戴好白大褂和手套。手术室。他深深地吸入乙醚的气味。欧仁妮站在手术台上病人脑袋边的位置，给病人上麻醉。另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护士在整理器械。“晚上好，欧仁妮护士。”拉维奇说。

　　她差点把滴管掉在地上。“晚上好，拉维奇医生。”她说。

　　韦贝尔微微一笑。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拉维奇。拉维奇朝病人俯下身子。强烈的手术室灯光焦灼地亮着，一片明晃晃的白色。这灯光把周遭的世界排除在外，把种种思绪排除在外。它客观实际，冰冷无情，多么好。拉维奇拿起漂亮的护士递给他的手术刀。透过薄薄的手套，他感受到凉凉的钢。能感受到这钢刀，真好。从游移不定中走出，回归清晰精确，真好。他切了一刀。细细的红色血丝跟在刀后流了出来。突然间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自从回来之后，他第一次重新感觉到自己了。灯无声地呼啸。到家了，他想。终于回来了！